成都商報首席記者 潘媛
  2007年夏天,我在戴高樂機場轉機,準備從尼斯轉道去戛納采訪電影節。在登機口,一群女記者激動地圍住一個銀頭髮的紳士,挨個與他合影,合完就放肆地用中文嘖嘖贊嘆:他真帥。
  有臉盲症的我也擠上去合影了,還以為這是哪位牛逼的文藝片導演。結果聽人說,他是帕慕克。半年前,費利特·奧爾罕·帕慕克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。這位當代歐洲最傑出的小說家一時間紅遍中國,我卻沒有讀過哪怕是一本《我的名字叫紅》。
  那張合影至今不知道在誰的相機里,雖然我從未瞧見過,但也算是我與諾貝爾文學獎最近距離的接觸。
  大部分中國人還不如我。但每年十月前後,來自寒冷北歐的文學獎將剛入金秋的遠東國度烤得火熱。在莫言之前,這個獎項極少與中國人有實質性的瓜葛,但這並不影響人們的熱情。就像奧斯卡,這個美國本土的電影獎項,只偶爾陪黃皮膚的李安玩玩。但我們不怕,我們的熱情漂洋過海,每年準時來到柯達大劇場里,如臨其境,如數家珍。
  我採訪做了超過十年文學報道的同事蔣慶,其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如下:勒·克萊齊奧得獎的時候,出版社說他冬天游長城都穿拖鞋,記者把這個寫下來了;宣佈萊辛得獎的時候,老太太還出門去買了一趟菜,讓編輯做到標題里去了。而2012年10月,全中國的記者都跑去高密,在剛剛紅起來的高粱地里穿梭、找尋,企圖挖掘這位“想象力翔越了人類存在的全部”的作家的所有秘密。
  這成為一場盛大的挾持。這位來自山東高密鄉下的管謨業先生,一夜之間成了中國最頂級的明星,無處可遁。
  在中國,大眾媒體很少將文化與娛樂做一個嚴格的分界。許多都市報將其合併設為文娛部,有的乾脆就叫娛樂部。也因此,嚴肅的文化新聞往往沾上娛樂色彩———這年頭,又有什麼不可以娛樂化呢?頒獎之前,是一定要去看賠率的,國外有賭博公司,國內有出版社押寶。揭曉之後,記者更忙了,忙著去問哪家出版社出書,來過中國沒有,有沒有發生什麼故事,哪位中國作家是他的粉絲。一地雞毛,也能掙扎著撿幾根出來,梳洗打扮,做成一朵看上去很美的花,供人們擊鼓傳之。
  所以,文學獎最適合娛樂化,最能轉化為談資。
  事實上,諾貝爾本人是一位化學家,但諾貝爾獎在中國人這兒幾乎等同於文學獎。以至於在大眾媒體里,“諾獎”可以明確無誤地代表“諾貝爾文學獎”6個漢字,至於其他獎項,則需要費神打出“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”這麼一長串。
  道理很簡單,文無第一,誰都可以發表點意見。牛逼的人可以說,下註給阿列克謝耶維奇,輸了怎麼辦?更牛逼的人可以寫成一篇《如何假裝你很懂諾貝爾文學獎》,介紹給大家關於諾獎的冷知識和恩怨八卦。不那麼牛逼的人也可以萌萌地問上一句,村上真的要永遠陪跑嗎?
  而物理學家跟化學家,有誰認識?又有誰能一口氣準確念出哪怕是獲獎者的主要貢獻?(更不要說那一長串中間帶圓點的名字)
  而在我們所受到的認知教育中,諾貝爾文學獎顯然是最厲害的文學獎。其他獎要麼是只針對小說,不包括詩歌(如布克),要麼是針對某種語言(如龔古爾),要麼是針對自己國家(如芥川),都有各自局限,中國人更是知之甚少。
  而諾貝爾文學獎另有神奇之處,那就是它身上長久存在的悖論:揭曉之前,永遠有人問:為什麼諾獎總是頒給二流作家?揭曉之後,永遠有人說:他早該得獎了,他被忽視了多年,他原本就是最頂級的。這種爭論無休無止,越陳越香,叫人聞之,難以自持。
  國人對諾貝爾文學獎過度的熱情,曾不斷被批評家們試圖澆滅,但一直沒能被澆滅,或許還有其他原因。中國在上個世紀80年代確實經歷過詩歌與小說的黃金年代,同時,也是文學地位的高峰———文學在年輕人心中的地位無與倫比。聚會時一邊小酌一邊讀詩,時髦度堪比如今窮游時在INS上曬小清新自拍。今天,當年躲在被窩裡寫詩的少年們,已是企業家、官員、校長或雜誌主編。他們成為社會主流後,靈魂深處仍住著那個枯萎的文學夢。每當朋友圈裡頻見米蘭·昆德拉的名字,村上春樹的文字節選,就知道一年一度的諾獎要來了,令人激動的謠言要來了,新一輪的文學普及要來了,枯萎的夢就要被重新熊熊地點燃了。
  而拋開小的個體,從大的整體而言,中國人對文學從來都抱有一種難以自清的心理。尤其,從魯迅、沈從文、林語堂,到閻連科、賈平凹、北島,有那麼好幾次,覺得中國人的手指頭幾乎都夠著那個名字了,但是卻沒有夠到———我們可是有過《紅樓夢》的國度呀。好在終於有了莫言。在他之後的好多年,中國人都可以暫時擺脫心結,放肆去調戲村上了。
  村上永遠是熱門,永遠被澆滅,但日本媒體關註的卻永遠是物理和化學獎。我請我的日語編譯同事解答這個疑問,他用輕蔑的鼻音回答我:因為日本人得獎的多。  (原標題:在中國,諾獎就是諾貝爾文學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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